一個宣揚民族主義的德國極右翼政治人物，為什麼會對一個由共產黨長期執政、官方意識形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基礎的國家抱持好感？乍聽之下，這不是很矛盾嗎？一邊是極右，一邊自稱信奉極左思想，照理說應該水火不容才對。
但如果我們暫時把政治口號放在一旁，改問另一個問題：他們欣賞的，究竟是對方宣稱的理想，還是對方組織權力的方法？事情可能就沒有那麼難理解了。
美國傳播學者蘭德爾・彼得沃克（Randall Bytwerk）的《彎曲的脊梁：納粹德國與民主德國時期的宣傳活動》，提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切入點。透過比較納粹德國與東德的宣傳制度，這本書讓我們看見：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，如何在歷史實踐中形成高度相似的控制結構。
目錄
- 從德國另類選擇黨說起：政治好感不等於認同同一套思想
- 納粹與東德：理念相反，為何控制結構如此相似？
- 脊梁不是一下折斷，而是一毫米、一毫米彎下去
- 極權意識形態如何具有「政治宗教」的結構？
- 一邊訴諸情緒，一邊自稱科學，最後都壟斷「正確答案」
- 誰控制宣傳？納粹內部的競爭，與東德的官僚化體系
- 極權不是只靠領袖，而是靠無數普通人運轉
- 媒體如何塑造現實：先知道黨的立場，再決定新聞怎麼寫
- 娛樂比說教更有說服力，但教條最容易把娛樂毀掉
- 宣傳的極限：公開一致，不代表內心相信
- 宣傳為何會失敗？雙重語言與無法消失的現實
- 別只問它是左還是右，也要問權力能不能被質疑
從德國另類選擇黨說起：政治好感不等於認同同一套思想
近年來，德國另類選擇黨（AfD）的支持度上升。原先我以為，這不過又是一個喊著「德國優先」、訴諸民族情緒的政黨。但進一步了解它涉及反猶太主義與淡化納粹歷史的爭議後，才發現問題遠不只競選口號那麼簡單。
在202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，AfD在德國拿下約16%的選票，排名第二，僅次於得票約30%的基民盟與基社盟聯盟，也超越了當時總理蕭茲所屬的社民黨。與2019年相比，AfD的得票率增加了將近5個百分點。
不過，讓我注意到這個政黨的，倒不是新聞，而是一位興沖沖拿著手機來找我的長輩。他說，AfD領導人魏德爾曾在中國工作多年，很欣賞中國；如今德國人支持她，就證明全世界愈來愈認同「中國模式」。如果她當上總理，德國就會倒向中國，所以結論又是那句熟悉的話：「中國又贏了。」
我聽得一頭霧水。先不論這些關於個人經歷、政治立場和未來外交的說法是否足以支撐他的推論，光是把某位政治人物的好感，直接解讀成德國選民認同中國整套政治經濟制度，就已經跳過太多環節了。
但這件事確實引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：意識形態上的對立，會不會掩蓋了權力想像上的親近？《彎曲的脊梁》的歷史比較，正好能幫助我們把這兩件事分開來看。
納粹與東德：理念相反，為何控制結構如此相似？
納粹政權垮台後，蘇聯支持在德國東部建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，也就是東德。東德實行計畫經濟，透過教育培養信奉馬列主義的青年，希望塑造社會主義的接班人。
從思想內容來說，納粹主義與馬列主義有根本差異。納粹把生物種族當成建立政治階序的依據，強調民族共同體與極端民族主義；馬列主義則不以種族階序為核心，而以階級鬥爭解釋歷史與社會。
然而，彼得沃克研究兩個政權的宣傳材料後，發現它們的宣傳運作竟然十分相似。這不是說兩種思想的每一項主張都一樣，而是說，它們在這兩個歷史政權中，都服務於極權式的社會組織：
- 政治權威集中：領袖與黨中央居於不可挑戰的位置，執政黨壟斷政治主導權。
- 思想解釋集中：什麼是正確、誰是敵人，由最高政治權威決定。
- 社會整體動員：宣傳機器、群眾組織、教育、媒體與文化，共同塑造具有統一使命的集體。
- 壓制異議：秘密警察與政治鎮壓，讓不同意見難以形成公開而合法的競爭。
所以，真正需要解釋的不是「左右怎麼會一樣」，而是：為什麼兩套差異如此大的思想，會被放進相似的權力結構裡運作？
脊梁不是一下折斷，而是一毫米、一毫米彎下去
書中提到，一位經歷第三帝國的牧師，曾用很刺痛人的方式形容極權說服：人往往不是突然跨越所有底線，而是在沒有察覺的情況下，一步一步越界，脊梁也一毫米、一毫米地彎曲。
這個比喻厲害的地方在於，它提醒我們，服從不一定從全盤接受開始。今天退一點，明天再讓一點，後天告訴自己「這次就算了」。等到回頭看，才發現自己的立場已經變得面目全非。
納粹與東德都投入大量資源，試圖用宣傳建立一個共享單一世界觀的新社會。這套世界觀像一個包辦一切的宏大敘事，替歷史、苦難、未來和個人使命提供統一答案。
問題在於，當一種答案占滿公共空間，其他版本的真相就沒有多少容身之處。公開對話的機會遭到壓縮，人民即使發現政府犯錯，也很難提出質疑，更難促成修正。
極權意識形態如何具有「政治宗教」的結構？
彼得沃克指出，「宣傳」一詞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教宗額我略十五世於1622年設立的傳信部。這個起源本身當然不能證明政治思想就是宗教，但書中進一步比較的，是兩個政權如何把自己的意識形態，建構成近似宗教的信仰體系。
戈培爾在1928年的說法，很能說明這種野心：單靠經濟綱領，不容易讓數百萬人願意赴死；但如果政治運動成為一種福音，就可能動員出完全不同程度的獻身。
不只解釋政策，而是解釋整個人生
這類意識形態不滿足於回答稅要怎麼收、經濟要怎麼辦，而是要滲透文化、道德、科學、歷史，甚至娛樂，替整個生活提供解釋。
以馬列主義的敘事為例：歷史為什麼這樣發展？因為階級鬥爭。生活為什麼艱苦？因為資產階級剝削剩餘價值。人類最後要走向哪裡？走向共產主義。那麼，我是誰、該做什麼？我是這項事業的接班人，必須為它奮鬥。
你看，歷史觀、苦難的原因、未來的方向，以及個人的身分與使命，全都接起來了。
納粹：領袖、經典、烈士與世俗救贖
在納粹的宣傳體系裡，希特勒被塑造成近似先知或救世主的存在。領袖永遠正確，不只是要求政治服從，也是在建立一種近乎神聖、不可質疑的權威。頌揚他的詩歌，即使描述的是未曾與他見面的人，也把他寫成拯救者。
這套結構還包括：
- 經典：《我的奮鬥》具有近似聖典的地位。希特勒的話被反覆放進教科書、宣傳刊物、海報與居家裝飾裡。
- 烈士：1923年啤酒館政變中死亡的納粹成員，被宣傳塑造成為運動犧牲的殉道者。
- 儀式：每年11月9日的紀念活動，賦予政治忠誠與死亡強烈的儀式性。
- 救贖承諾：所謂千年帝國成為世俗版的理想國，個人則透過生育、血統延續與犧牲，加入民族永恆的鏈條。
在這樣的敘事裡，母職、生育，乃至死亡，都不再只是個人的事，而是國家使命的一部分。
東德：黨掌握真理的最高解釋權
東德的馬列主義信仰，也呈現相似的結構。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寧及後來的經典著作，形成一套權威文本；而黨掌握了判定哪些解釋正確的最高權力。
書中以宗教組織作比喻：東德的德國統一社會黨彷彿地方教會，領導人如同高階教士；莫斯科與史達林，則占據類似教廷與教宗的位置。這個比喻要凸顯的，不是神學內容相同，而是教義、組織與解釋權合而為一。
當政權把一套思想提升到國教般的地位，不同意見就不只是政策上的分歧，也可能被當成必須排除的異端。
一邊訴諸情緒，一邊自稱科學，最後都壟斷「正確答案」
納粹與東德的宣傳並非毫無差別。相反地，它們對「怎樣才能說服人」的理解，表面上差異很大。
希特勒與戈培爾不太相信純粹的學術宣傳理論。他們輕視群眾獨立理性思考的能力，認為有效宣傳應該調動情緒、直覺與經驗。因此，納粹宣傳特別重視幾件事：
- 把訊息簡化成少數幾個核心主張。
- 不斷重複，讓口號深入日常。
- 運用情緒、象徵與領袖權威。
- 透過集會與力量展示，製造集體感受。
東德的馬列主義宣傳則自認繼承了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，強調宣傳應當是一門科學，以馬列主義和辯證唯物論為基礎。宣傳人員不只要讀經典，還得研習由俄文翻譯而來的政治教育方法等教材。
這些教材把黨的宣傳方法描述成具有科學基礎的專業領域，甚至視為社會科學與黨務活動中的獨立分支。
一邊偏重直覺與情緒，一邊強調理論與科學，結果呢？兩邊最後都認為，群眾不能自行判斷一切，必須由黨與最高領導人協助解釋世界。
理論上對理性的態度不同，進入權力結構後，卻都形成了對正確答案的壟斷。真正關鍵的不是宣傳材料用了多少學術名詞，而是人民有沒有權利說：你的答案可能錯了。
誰控制宣傳？納粹內部的競爭，與東德的官僚化體系
書中有一個頗反直覺的發現：就宣傳組織而言，納粹體制反而比較有彈性，東德則更加僵硬、教條化。
很多人以為，納粹宣傳全由宣傳部長戈培爾一手掌控。實際上，相關權力分散在不同人物與部門之間。戈培爾與迪特里希可能分別對報社發出互相矛盾的指示，各部門官僚也會爭權。誰得到希特勒支持，誰就能壓過對手。
但這種彈性，絕不等於言論自由。它只是最高權威底下，各個權力中心競逐影響力的空間。
東德的統一社會黨則更加制度化，黨中央牢牢控制方向，黨凌駕於國家機構之上，政府部門沒有獨立決定路線的權力。中央怎麼交代，下面就怎麼執行。
兩者的組織方式不同，但對一般人來說，最後面對的規則很相似：什麼能說、什麼不能說，誰是朋友、誰是敵人，都不是由公開辯論決定，而是由最高政治權威裁定。
極權不是只靠領袖，而是靠無數普通人運轉
最高權威可以決定宣傳方向，卻不可能親自把每一句話送進每個人的生活。要做到這件事，需要龐大的基層宣傳網絡。
兩個政權都招募大量普通人，訓練他們、提供資訊與標準觀點，再把他們送進基層，向其他人宣講、勸說與動員。
納粹偏重集會、演說與個人崇拜
納粹也要求黨員登門進行面對面宣傳，並運用告密網絡、電影、劇場與新聞媒體，但最具代表性的方式，仍是大規模集會與演說。群眾在共同的儀式與情緒裡，被連結到領袖身上。
這種個人崇拜也透過出版品進入家庭。《元首生平》的印量達245萬冊，《無人知曉的希特勒》超過40萬冊；到了1945年，《我的奮鬥》的發行量已達千萬冊，甚至有市長把燙金版本當成送給新人的結婚禮物。
領袖不只出現在政治場合，也被放進婚姻、家庭與人生重要時刻。這才是宣傳想達成的全面滲透。
東德偏重工作單位與鄰里的小組動員
東德缺乏希特勒那種具有強烈個人號召力的人物，因此相較於納粹，宣傳對個人崇拜的依賴較弱，也較少依靠大型演說家的魅力。
它更重視面對面、小組式的宣傳，希望每個工作單位與社區都有宣傳鼓動員，一個人、一個人地爭取認同。
兩種方式都仰賴數十萬基層工作者，才能把普通民眾與黨國機器接起來。領袖與黨中央設定了規則，但讓規則每天發生作用的，是無數普通人的參與。如果忽略這一層，就很難理解極權社會為何能深入日常。
媒體如何塑造現實：先知道黨的立場，再決定新聞怎麼寫
一般人無法親自抵達戰爭前線、參與高層政治與外交談判，也不可能單憑個人經驗掌握整個國家的經濟。因此，我們對世界的理解，很大一部分依賴媒體。
這正是媒體控制如此重要的原因。當媒體長期告訴你「資本主義正在崩潰」，西方經濟成功的事實就很難被放進既有的世界觀。當納粹宣傳把猶太人描繪成德國人的敵人，相關新聞也就會被套進那個預先設定好的敵我框架。
在這樣的制度裡，媒體不只是報導事件，而是在不斷教導人們：世界應該被理解成什麼樣子。
納粹德國主要由宣傳部控制媒體，東德則由黨中央掌握。新聞工作者不能先自由調查，再依證據寫作；他們必須先知道黨的立場，才能決定新聞如何呈現。
最省力的控制，是讓人學會自我審查
東德的情況尤其值得注意：即使沒有一個專責機構逐篇審查所有新聞，記者也早已知道什麼能寫、什麼不能寫。
真正有效的控制，不一定需要有人站在旁邊逐句禁止。只要你知道，寫了某些內容可能丟掉工作、毀掉生活，甚至連累家人，你就會先把那些話刪掉。
書中一位東德記者的抱怨，道出了這種職業困境：在黨的體系裡，他們只是奉命寫字的人；在民眾眼中，他們又成了替國家表演的丑角。既沒有獨立性，也失去信任。
柏林圍牆：把限制逃離，重新命名為保護人民
1961年修築的柏林圍牆，是一個很清楚的例子。圍牆是為了阻止人民逃離東德，但這個事實，與「人民擁護社會主義」的官方敘事顯然互相衝突。
怎麼辦？宣傳就必須替它換一個解釋：這不是阻止人民離開，而是防止西方侵略、保護人民的「反法西斯防護牆」。
你看，當事實不符合敘事，媒體的任務不是修正敘事，而是替事實重新命名。
娛樂比說教更有說服力，但教條最容易把娛樂毀掉
媒體不只有新聞，也包含電影、文學、音樂與各種娛樂。如果政權要求文化承擔宣傳任務，就會碰到一個很現實的難題：電影太像政治課，大家就不想看；小說只剩政策訓話，也不會有人想讀。
戈培爾對這一點相當清楚。他主張娛樂本身必須好看，政治內容應該織進作品裡，而不是把娛樂整個壓過去。
因此，納粹除了製作《意志的勝利》這類在電影形式與宣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品，也大量生產輕鬆歌舞片與娛樂電影，而且數量遠多於直接說教的宣傳片。承認它們的宣傳技巧，並不等於認同它們服務的政治目的。
相較之下，東德的藝術創作受到更僵硬的意識形態約束。在這本書的比較視角下，它的文化宣傳不如納粹懂得迎合大眾趣味，教條往往先於作品本身。
這裡有個諷刺：娛樂往往比說教更有說服力，但愈教條化的體制，愈容易失去製造娛樂的能力。它太急著把答案塞進作品，反而讓人連作品都不願意接近。
宣傳的極限：公開一致，不代表內心相信
納粹與東德都想打破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的界線，讓意識形態進入家庭餐桌，甚至深入夢境。它們追求的，是思想、情感與靈魂都被改造。
但彼得沃克發現，宣傳再努力，人們仍然保留著一小塊私人空間：私下講政治笑話，偷偷收聽敵方廣播，或是在信任的人面前說出真實感受。政權很難把這塊地方完全剷平。
於是，控制的重點往往落到比較容易實現的目標上：先讓公開言論保持一致。你心裡信不信，暫時可以不知道；但你不能公開說不信。
沉默如何製造「大家都支持」的假象？
這個機制並不複雜，卻很有效：
- 你心裡反對政府，但發現朋友、同事與家人都不表態。
- 你開始懷疑，難道只有自己這樣想？為了避免麻煩，你也選擇沉默。
- 別人看見你不說話，又以為你支持現狀，於是更加不敢開口。
- 最後，彼此的沉默互相強化，形成全社會一致支持的表象。
所以，看起來人人崇拜希特勒，不代表人人都是狂熱信徒；看起來人人擁護東德社會主義，也不代表每個人都真心認同。
其中有真正相信的人，也有半信半疑的人、怕惹事的人、隨波逐流的人，還有私下反對、只是不能說的人。到了東德後期，許多人已經變成公開表演服從，私底下冷漠以對。
政權可以成功要求人們表態，卻不一定能成功讓人們相信。這兩種成功，差得非常遠。
宣傳為何會失敗？雙重語言與無法消失的現實
要求公開一致，看似鞏固了統治，卻也埋下長期代價。
第一個代價：全社會形成兩套語言
當人們必須公開宣稱自己相信某件事，即使心裡完全不信，社會就會逐漸形成公共語言與私人語言。
公開場合說的是標準答案，私底下說的才是真正想法。大家其實知道，那些漂亮話不一定是真的，但又不得不繼續講。
久而久之，人們愈來愈難判斷別人是否真誠。你說的究竟是你的想法，還是你為了安全而扮演的角色？這種落差會不斷侵蝕社會信任。
第二個代價：現實不可能永遠配合宣傳
戰爭可能失敗，經濟可能惡化，國際環境也會改變。無論宣傳怎麼描述，現實世界不會永遠照著官方理論走。
當人們親眼見到與宣傳不符的事實，政權就需要更多解釋，才能維持原來的故事。但新解釋又可能與更多現實衝突，於是必須繼續補上新的說法。
原本用來掩蓋裂縫的解釋，最後反而製造更多裂縫。這也是書中分析所指向的失敗機制：宣傳可以控制很長一段時間的公共表達，卻無法保證長久掌握人的信念，更無法取消現實本身。
別只問它是左還是右，也要問權力能不能被質疑
讀完《彎曲的脊梁》，我最大的收穫，是把兩個經常混在一起的問題拆開：
- 我們應該相信什麼？這是在問意識形態、價值與理想。
- 我們應該如何組織權力？這是在問誰能決定、誰能反對，以及錯誤如何被修正。
納粹主義與馬列主義，在第一個問題上給出根本不同的答案；但納粹德國與東德在第二個問題的歷史實踐上，卻呈現高度相似的方向：集中政治權力，整體動員社會，不把異議視為合法的政治競爭，並要求意識形態滲透公共生活。
從這個角度看，極右翼政治人物即使不認同中國官方宣稱的馬列主義，也可能欣賞它的權力集中與社會控制方式。這是我借助本書提出的理解角度，而不是單憑一段政治好感，就能證明兩套思想完全相同，更不能據此推論所有支持者都認同同一種制度。
真正值得警覺的，不只是政治口號站在左邊還是右邊，而是它是否要求某個領袖永遠正確、某個組織獨占真理，以及所有人只能公開說同一套話。
左右標籤告訴我們一個政權宣稱相信什麼；能否容許質疑與修正，才讓我們看見權力實際如何運作。而脊梁，往往就是從放棄那一點點質疑的空間開始，慢慢彎下去的。
